《風簷展書讀》精選
「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」
小思是教育家，她曾在教育學院演講，借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引伸說：「教育政策由上而下，決策者很『健』，政策來得又快又急。我們在下的『君子』，老師只能自強，用盡自己的能力去接受。『不息』，即是不可休息。當教育變得量化時，老師只能再做多些，卻失去了改善和發揮創意的空間。」小思語重心長的總結是，「急進的教育改革會帶來失敗」。
教育改革是羅范椒芬的工程，她曾用86年穿梭機升空的故事比喻教育改革，她說：「穿梭機剛發射時，必然會出現極大的震動，而且烏煙滿天，但當穿梭機穿過大氣層進入太空軌道後，便會暢順地飛行。」這個比喻實在太慘烈，因為86年的穿梭機升空不久便爆炸，所有太空人都犧牲了，連同機上的那位女教師。
穿梭機的故事還沒有完結，03年哥倫比亞號回航時受熱解體，太空人也犧牲了。連串的悲劇讓人深思：太空人的犧牲可否避免？穿梭機解體後，美國人才發現前太空總署安全工程師曾寫信給布殊，說哥倫比亞號有3500處毛病。但忠告得不到正視，美國航天局更移用了穿梭機的維修費，間接導致太空人的犧牲。
穿梭機的災難，也是人的災難。歸根結柢，人比穿梭機重要得多。教育改革也是這樣，只強調一飛衝天後的美麗新世界，而漠視改革過程中教師的艱難、苦痛和失望，就是忽略了教育的人性、人情和人事。羅范椒芬說，「教改有如一場盛宴，廚師需各司其職，不能承受熱度的，需要離開這個廚房。」羅范椒芬的話傷盡教師的心。教改已變成鴻門宴，欲把教師趕出廚房而後快。廚房當然會熱，但總不能超過人所能忍受的極限。否則，需要離開的人，是設計廚房的工程師，而不是埋頭苦幹的廚師。
小思當天的講題是《縴夫的腳步》，縴夫彷如羅曼羅蘭的《聖者克里斯朵夫》，用結實的肩膊把沉重的孩子扛過彼岸。當黎明的鐘聲響起，克里斯朵夫對孩子說：「我們到了！你多重啊！孩子，你究竟是誰呢？」孩子回答說：「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。」
教育就是為了孩子，為了即將到來的日子。但在此之前，請尊重教師，請珍惜他們像縴夫一樣，為教育逆流而上的腳步，帶領孩子走向未來的艱辛。
2003年12月12日
中國如夢 常在我心
朋友問：十六年分隔，曾蔭權帶隊，即將回國，那是怎樣的滋味？我說：就像打翻五味架，百般滋味在心頭。
十六年來，我都是政治的異議者，因六四緣故不能回國。很多朋友為我惋惜，但我的心不存奢望。畢竟，擇善必須固執，歷史自有公道，我仍然等待平反六四，讓天安門的靈魂得安息。十六年來，中國常在心中，如在夢中。還記得有一回，朋友自長江歸來，說大壩快將建成，很多景物永沉江底，我的心彷彿也沉了下去。中國，曾是我年輕時常遊之地，卻默默地離我遠去，變得陌生起來，思之黯然若失，但卻沒有後悔。
我是一個熱愛旅遊的人，十六年來自由地走遍世界，但卻不能踏足中國。每一回，我到書店買旅遊書，中國的書架與我無緣，總是有意無意快步走過。朋友說，紙上中國也聊勝於無，但我卻不作此想。我等待這樣的一天，實實在在地走在中國的土地上，走遍中國的萬水千山。我也是一個愛書的人，每到一個地方就往書店去，文字從來不是障礙，因為我總能越過文字，看到異國文化的熱烈和趣味。這些年來，中國改革開放也帶動了文化的活躍。朋友說，書店已變為書城，書本的種類也走向世界了。我想到書城去，我從來相信書本是國家的靈魂，一個活躍的書籍、電影和文化市場，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標誌。
我還有更遙遠的夢，有一天能到天安門去，向廣場的英雄紀念碑鞠躬，悼念六四死難者的英魂，然後走到長安街和木樨地，那是青年犧牲得最多的地方。十六年已經過去，但我沒有忘記那些高潔的青年，他們已成為歷史的光輝和驕傲。總有一天，他們的名字，他們的靈魂，在他們犧牲的土地上被高高舉起。
還有幾天，我將回國，那是一種未必苦盡，也不一定甘來的滋味。「未必苦盡」，是因為我仍是政治的異議者，仍對國家有著民主的盼望，苦痛難盡，豈會「甘來」？但我仍以異議者為職志，最近重讀哈維爾，他說：「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，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懷疑者，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。」當前的中國需要異議者，需要一個讓異議者合法存在的制度。
異議固然讓政府不安，但卻推動國家的進步。中央曾慶紅來港，多次強調包容。包容相對壓制，自然是一種進步，但包容不是和稀泥。包容是一種制度，體現不同的政見，讓異議者成為制度的常態，成為習以為常的聲音，這才是真正的包容，才是現代的民主政治。曾蔭權說得對，民主派回國是一小步，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我們希望國家能夠在民主和包容的路上，走向千里，走向世界。
2005年9月22日
影藝星光 長伴我心
《星光伴我心》的老演員——菲臘奈以納（Philippe Noiret）剛離世，灣仔影藝戲院也結業了，消息接踵而來，讓熱愛電影的人若有所失。
我曾在影藝看《星光伴我心》，嚮往西西里的小鎮風光：廣場和水池，教堂和鐘樓，馬車和石路，美得令人心醉，但濃得化不開的，是電影的人情和世態。菲臘奈以納演活小鎮的老放映員艾佛特，與小影癡多多結下終身不渝的師友情誼，真摯感人，惹人熱淚。
戰後的意大利一貧如洗，電影是小鎮唯一的娛樂，讓居民如醉如癡。神父是電影的審查官，剪去所有的接吻鏡頭，但多多認識艾佛特，常到放映室偷取剪掉的膠片，像珍寶一樣存留起來。多多熱愛電影，渴望做放映員，但艾佛特對他說：放映員像孤單的奴隸，像驢子般工作，唯一的快樂是製造歡笑，令人忘掉煩惱。
一場戲院大火，艾佛特傷了眼睛，多多接任放映員，終日與電影為伍，學習拍攝短片，偶然拍下美麗的女孩艾蓮娜，開始刻骨銘心的初戀。艾佛特知道多多的才華，不惜破壞這段戀情，讓他離開西西里，走向更遠大的前程。
電影最感人的一幕，是艾佛特在火車站送別多多，汽笛頻吹，耳畔叮嚀，艾佛特決絕地說：不要回來，不要想念，不要回頭，不要寫信，不要妥協，忘了我們。不論你做甚麼工作，你要愛它，像愛放映機一樣。就這樣一別30 年，多多終於成為名導演，浪跡天涯，只因著艾佛特的離世，才重回西西里，參加老朋友的喪禮。
喪禮時，回憶如決堤的洪水，塵封的往事踏浪而來，人情、親情和愛情，像人生的五味架，任誰也忘記不了。人生是記憶的長河，是歲月的醇酒，淡淡地散發著生命的光華，任誰也不能抹去。電影最後的一幕，是多多摯愛的天堂電影院（Cinema Paradiso），敵不過電視潮流而拆卸。
電影院拆卸的日子，小鎮的人都來了，眼裡含著依依的淚水，像懷緬電影的悲歡離合，像追悼歲月的滄海桑田。儘管電影院不在，但電影的集體記憶卻永不消逝。我想：無論是西西里的天堂影院，或是灣仔的影藝戲院，將連同那些動人的電影，長留在影迷心中。
香港的民情已經蛻變，已不再是借來的時間，也不再是借來的地方，人們早遠離過客的心態，繁華過後更懂得懷念，珍惜維港，珍惜天星，珍惜鐘樓，說明香港的本土文化已經成長，像《星光伴我心》的小孩多多，無論攀得多高，無論走得多遠，總會回望西西里，總會珍惜天堂電影院，珍惜艾佛特死前留給他的禮物——昔日曾經剪掉了的接吻片段。
領袖之道是明白人心。香港的人心，愈來愈珍惜歷史與回憶，這是城市孕育的價值，是隱藏在人心的眷戀，這絕不是商業的功利，而是香港的歸屬感，是人心的本土回歸。
2006年12月1日
新知識分子與道德侏儒
師濤，即使香港知識界也是陌生的名字。他是詩人和編輯，更是中國的異議者，因雅虎向中國提供其網址被捕，控以向境外泄露國家機密而監禁10年。所謂國家機密的電郵竟是：六四15周年將至，防範境外民運分子闖關，堅持正確輿論導向，減少群體性上訪，要安定團結等內容。
原來所謂國家機密，不過是六四的例牌新聞，誰讀後也沒有甚麼感覺，師濤竟因而坐監10年，說明中國文字獄於今尤烈。事件爭議在於：雅虎為了中國市場，竟交出客戶網址，陷師濤於不義，是為無良。事後隱瞞真相，狡辯不知中國的要求涉及異見人士，是為無恥。
前天美國聽證會上，雅虎行政總裁楊致遠，終於懷著深深的內疚，向師濤母親高琴聲再三鞠躬道歉說：我為中國政府對異見人士的行徑深感抱歉，對於受害者的家人，我也感到難過。師濤母親也掩面哭泣，但聽證會的美國議員，也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藍托斯狠批楊致遠說：你是科技與財富的巨擘，但卻是道德的侏儒。
議員的批評擲地有聲，但在中國人的心頭，雅虎楊致遠是助紂為虐，中國政府卻是始作俑者。六四至今已18年，仍不放過天安門的母親，連悼念死者也高度設防；仍然監控人民的自由言論，連網上的例牌消息也欲加之罪。師濤不過是無名詩人，對六四的心結傷痕猶在，說幾句無關痛痕的話，就是莫須有的罪名，就是10年長的黑牢，難道這就是胡溫新政的和諧社會嗎？
師濤公開的詩作不多，讀蔣品超編的《六四詩集》，有師濤寫給天安門母親的《復活》：
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
一切都來不及寫，一切永無法再寫！
我站在戒備森嚴的廣場上，
矗立在堅硬的地磚上、同伴的血泊中
我站立在這裡，我是青春的代言人
密密守護著一段孩子的心香
師濤只有一顆赤子之心，寫著一些無力的詩句，為死去的青年說話。詩句流露他對六四的關切和執著，難免也在電郵中傳遞一些六四的消息，這怎能算是國家機密？不過是獨立的異議者而已，這怎能算是瀰天大罪？
剛離世的包遵信形容這些異議者，為天安門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：擺脫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，對人對事有自己的甄別與選擇，思考問題有自己的角度和標準。對官方主流意識形態，有距離也不迴避，也不刻意迎合，展露自己的個性，這就是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。而師濤就是這樣的知識分子，他也曾在詩中問自己：還要走多久？就這麼一直走到殉教的勇士頭撞列柱的地方。
中國民主的路艱辛漫長，六四天安門的死者曾以血相殉，老一輩的包遵信和劉賓雁亦鬱鬱而終，難道還要新一代的知識分子，像師濤般寫下更多獄中殉道的詩句麼？
2007年11月9日
中華兩岸的和平競賽
台灣的立委選舉，國民黨大勝民進黨，陳水扁面皮再厚，也要辭去黨主席職位。民進黨慘敗是自作孽，但卻非台獨勢力的瓦解。
當前，民進黨的鐵票仍有37%，與總統選舉8成投票率相較，立委6成的投票率更屬偏低，為稍後的總統選戰帶來變數。馬英九顯得謙卑謹慎，只敢歡喜一個晚上，怕刺激選舉的鐘擺效應。
經歷八年的挫敗和深思，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已成形，就是不統、不獨和不武，維持台灣現狀換取國際生存的空間，尋求經濟合作和共存共榮。既不至激化大陸的情緒，也符合台灣思定的人心，輕微遏止台獨的猖狂。
中國與台灣遂進入和平競賽的世紀，民主富強永遠是統一最實在的指標。陳水扁嘲諷香港的民主：香港回歸中國要等20年才能普選特首，所以台灣人民要珍惜得來非常不易的民主成果。不因人廢言，陳水扁的質疑在台灣仍有說服力。
中國的改革開放近30年，經濟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這的確是一條正確的路。無論從經濟的更上層樓，以法治壓抑猖狂的貪腐，還是中國崛起統一台灣，也有必要逐步發展民主。讀辛子陵的《紅太陽的隕落》，勾勒出一段發人深省的歷史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，已放棄了暴力的社會主義，決心走民主社會主義的路，連《共產黨宣言》都修訂了，藉議會選舉實現和平過渡。
恩格斯在離世前回憶1848年《共產黨宣言》的歲月時說：歷史表明我們曾經錯了，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，歷史做的還要多。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中，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，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。結果，資產階級害怕選舉更甚於害怕起義。歷史的諷刺在於，恩格斯一百多年的遺言，竟然寫出香港資本家的心事。
說這些話不到5個月，恩格斯就去見馬克斯了。主張和平演變的《資本論》第三卷，更由於翻譯的阻隔，1947年才出俄文版，既不能糾正列寧的革命，更改不了史太林的獨裁。而據《王力回憶錄》說：毛澤東的兩個馬列軍師，陳伯達與胡喬木連《資本論》也未讀完，便為毛澤東的大躍進尋找理論基礎，把中國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。
連恩格斯也相信一人一票的議會選舉，中國改革還有甚麼理論和現實的猶豫呢？無論按經濟和政治的發展，民主或遲或早必然發生，又怎不容讓香港先行，成為和平統一台灣的亮點，逐步走向中華大地呢？縱觀百年的社會主義大潮，無論蘇聯與東歐，或者中國與赤柬，都不能藉暴力獨裁而崛起，反而瑞典和北歐等國家，卻藉民主和平過渡至社會主義，建立搖籃到墳墓的美麗新世界，中國怎能不在歷史裏沉思，讓民主富強的機遇擦身而過呢？
2008年1月18日
不要放棄每一個學生
暑假期間，最能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教育新聞，就是二萬三千個「零分學生」。這個消息在不平靜的教育改革浪潮中，投下了一個深水炸彈，讓整個社會沸騰起來，紛紛為教育制度和「零分學生」尋找病源。
但無論如何，教育還是要繼續進行，「零分學生」仍然會繼續存在，我希望教師能用最大的熱誠和關懷去教育這些孩子，永不放棄。一個學生，可能是學業上的挫敗者，長久的挫敗強化了他年青而反叛的心，給學校和教師帶來無窮的困擾。但是，我們的專業是教師，盡心盡力教好這些學童，是我們的責任，即使我們知道，他們的結局可能都是零分。
在我的教學生涯中，我曾經教過很多「零分學生」。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踏進教室時，校長對我說：「你願意教最頑劣的學生嗎？」當時年輕，輕描淡寫便答應了。於是，我的學生當中，成績和操行都差的是家常便飯，偶然更夾雜一些只有我和校長知道的少年刑事犯。這些被人忽略的孩子，要他們跟上進度學知識，實在難乎其難，但教育仍然可以進行，因為做人就是教育中最重要的知識。校長對我說，你就教他們八個字，「勤勤懇懇，老老實實」。
我永遠記得校長的話，也用這八字方針來教這群邊緣少年，收獲是極為豐富的，我得到孩子真誠的愛，讓他們知道教育裏，除了拒他們於千里的知識以外，還有生命的溫暖和希望。這溫暖和希望，對一些曾經受過傷害和歧視的孩子，是極為重要的，因為這正是他們未來獨自走向人生的力量。一個月前，這群學生與我重聚，我收到他們的名片，當中有做生意的東主，有電腦從業員，有工人，有記者，每一個人都過著「勤勤懇懇，老老實實」的生活，我的心裏有很大的安慰，因為我知道當年的教育，已經在他們身上起了作用，他們絕不是零分的廢品，而是無數平凡地生活著和貢獻著香港的人。我珍重地把他們的名片存留，因為這裏有著我對教育的信念。
很多時，我們愛用考試成績來衡量一個學生的成敗，九優的就是狀元，零分的就是廢物，就是教育制度的恥辱，卻忘記了教育有著多元的功能，孩子有著不同的能力，怎能夠用一把標尺去量度孩子的一生呢？這個星期正是開學週，我知道很多第五組別學校，班上有很多可能的「零分學生」，這些學生一定會給老師帶來困擾。但是，我仍然懇請老師們給他們多點體諒和關懷，因為大部分零分的孩子，心裏也不一定好過，靜下來的時候，他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失敗而悔恨，教育不應該是一條窮巷，更不應該是一條絕路，為甚麼我們不能給他們鼓勵，讓他們有奮鬥和翻身的機會呢？
教育事業薪火相傳，傳遞著一個古老而恆久的信念，就是相信教育可以教好一個人，讓他們有著向上和向善的力量。但是，教師必須要對每一個孩子，永不放棄，才可以將教育的薪火，一代一代的傳下去。
1999年9月3日
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?
政府總部廣場和平請願的權利是這樣消失的。
很久以前，特區政府在廣場豎起鐵欄，說鐵欄內仍然是和平請願的地方。一年前，居港權的風波，特區政府封閉了廣場，說這是短期的措施。今天，居港權風波不再，特區政府繼續封閉廣場，說廣場的西閘門，還可以和平請願，市民的權利並沒有消失。
但人們知道，廣場和平示威的權利，已經日薄西山了。當然，特區政府是有人情味的，如果你願意申請，如果你在假日請願，恩賜或會降臨，但長毛、學聯和居港權分子例外，因為他們是壞孩子。
我們只能悼念廣場，悼念失去的自由和權利。那曾經是民促會爭取民主的地方，是支聯會聲援民運的地方，是學聯抗議公安法的地方，是社協維護老人權益的地方。廣場中央的大樹，亭亭如蓋，一樹濃蔭，見證了港人的自由和權利。如今大樹寂寞，廣場寂寞，自由和權利也愈來愈寂寞。
幾個月前，法官戴逸華判支聯會上訴得直，准許支聯會在廣場集會時，說了一番發人深省的話：「容許市民到政府總部集會，有強烈的象徵意義，遊行人士可直接向政府官員表達意見，絕非在政府總部西閘外集會可比。」如今，人去樹空，市民只能在西閘請願，在閘外遙望政府總部，彷彿重回殖民地時代，在港督府後門遞信的日子。歲月如流，驀然回首，人權仍在燈火「欄柵」處。
一切都是廣場惹的禍。千禧年6月26日，學聯七子連同十一名居港權人士在廣場和平請願，被拳頭和胡椒噴霧驅趕，惹起公憤。事後，警方的調查報告不盡不實，惹來學聯的抗議示威。當日，社工梁俊威因大聲公「聲浪傷人」而被捕，最後判刑5個月。接著，梁國雄、馮家強和盧偉明因梁俊威事件，抗議警權過大亦被捕。接著，陶君行和劉山青，抗議警方清晨高調拘捕梁國雄等，到灣仔警察總部抗議再被捕。
特區政府連串選擇性拘捕和檢控，借法庭迫害異己的行為，連主審梁國雄案的裁判官李瀚良也看不過眼，他說：「這些政治性的事件，是否適合由法庭解決，確實值得質疑。但既然案件已交到法庭，法庭有責任維護法律的尊嚴，保護社會利益。」最後，裁判官從輕發落，無可奈可地說：「這已是我想到最寬鬆的刑罰。」不滿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還記得60年代的一首反戰民歌，《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﹖》歌詞說：花兒都到哪裏去了？年輕女孩摘走了。年輕女孩哪裏去了？她們給男人娶去了。男人都到哪裏去了？他們當兵打仗去了。士兵都到哪裏去了？他們埋在墳墓裏了。墳墓都到哪裏去了？都被花兒覆蓋了。這首歌說出了戰爭的荒謬和輪迴，人們永遠不能從中學得智慧。
戰爭在遠方，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，在香港仍然有現實的意義：廣場的人哪裏去了？都被警方拘捕了。被捕的人哪裏去了？都被律政司檢控了。被控的人哪裏去了？都被法官判罪了。被判罪的人哪裏去了？都到廣場的西閘了。
一切繼續荒謬，荒謬繼續輪迴，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？
2002年11月29日
不要讓孩子在夜裡哭泣
紅灣半島展現了人類的狂妄和貪婪。
當政府賤賣屋苑的民憤仍未平息，紅灣的發展商卻目空一切，準備拆卸紅灣半島，拆卸人類發展的核心價值。
發展商說：「凡事都有一個價錢。」只要賺到錢，紅灣可以買起，也可以夷平。紅灣不是古蹟，沒有歷史價值；紅灣不是維港，沒有集體記憶，發展商的如意算盤，是安撫環保的噪音，頂住議會的責難，收起官員的嘴巴，軟化學者的批評，便可以速戰速決，按照環保教授的建議，「以環保的方式拆卸，循環再造環保碎石」，以假環保制真環保，買回紅灣的安樂死。
但紅灣真的安樂嗎？人類真的安樂嗎？紅灣拆卸後，最少有2400個浴缸，5000個水龍頭，1萬2千扇木門，20萬公噸的水泥送往堆填區。想一想物資的背後，砍伐了多少樹木？浪費了多少礦藏？破壞了多少山林？枉費了多少血汗？如今，一切將化為碎石塵土，與大地的草木同枯，彷彿地球是財團的私產，地球也有一個價錢。
價錢買不到人心。紅灣旁的馬頭涌官立小學，發起簽名運動，反對拆卸紅灣，竟然收集到7000個簽名。孩子成為社會的良心，讓唯利是圖的發展商汗顏。他們終於明白，對手不是偽善的成人價值，而是孩子未經污染的心。
孩子的聲音如空谷足音。12年前，12歲的加拿大女孩瑟玟•鈴木（Severn Suzuki），在冠蓋雲集的世界領導人面前，發表了一篇6分鐘的環保演說，震驚世界。瑟玟向成人世界說：「你們不知怎樣填補臭氧層的破洞吧？你們不知道怎能讓鮭魚重回已變成死水的河川吧？你們不知道怎能讓絕種的動物復活吧？你們不知道怎能將沙漠再造成森林吧？如果你們不知道怎樣恢復，就請不要再繼續破壞下去吧！你們的所作所為，讓我們在夜裏哭泣，你們總是說愛我們，就用行動來證明吧！」
瑟玟的演講結束後，人們在淚光中起立鼓掌，與會的戈爾巴喬夫說：「這是最了不起的一場演講。」沒有機心，沒有利害，沒有銅臭，沒有政治，只有一顆赤子之心，說著國王新衣的故事，讓我們重新發現世界，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價值。地球是人類的家，山河大地，眾生平等，人類應該珍惜和謙卑。
南美洲有這樣的民間故事：一場山林大火，人類、鳥類、昆蟲和動物都逃離災場，只有蜂鳥留下來，用嘴含著水滴，一滴一滴澆在火上。人們笑說：「這樣做有甚麼用？」蜂鳥說：「我在做自己能做的事。」瑟玟的演說激動人心，傳誦世界，她做了自己能做的事。馬頭涌官小的孩子們，用微小的力量，反對拆卸紅灣，也做了自己能做的事。
人們啊，你們怎可以沉默？你們還能沉默多久？
2004年11月12 日
藏羚羊帶血的披肩
中國的藏羚羊極可能取代熊貓，成為北京奧運的吉祥物，但藏羚羊的命運卻並不吉祥。
藏羚羊生於藏北高原，像所有草原動物一樣，隨季節遷徙、交配和產子，走在世代相傳的路上，但愈走卻愈凶險。
藏羚羊的不幸源自身上的絨毛，也源自人類的貪婪和愚昧。牠擁有最溫暖和柔軟的絨毛，比黃金還珍貴，製成輕暖的披肩，輕易穿過戒指，有「戒指披肩」的美譽。一條藏羚羊的披肩，價值可以超過3萬美元，但卻要賠上幾隻羚羊的生命，造成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動物屠殺。
中國電影《可可西里》，描述藏羚羊滅絕的悲慘故事。藏羚羊的數目竟由百 萬跌至1萬，但政府卻無動於中。藏人自行組織巡山隊，對抗盜獵者，保護藏羚羊。巡山隊的事蹟是震撼和悲壯的，他們以有限的槍支，走過深山雪嶺，走過流沙荒野，與盜獵者生死對決。很多巡山隊員都犧牲了，但卻不能挽救藏羚羊的命運。
可可西里是青海的無人區，也是藏羚羊深秋產子的地方。盜獵者埋伏在藏羚羊世代產子的路上，屠殺成千上萬的母羊，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的報告說：「母羚羊不分青紅皂白地被屠殺，成為孤兒的小羚羊，在被剝光皮的媽媽身上試圖吸吮奶汁，讓人心碎。」
當藏羚羊和巡山隊的命運曝光後，國際社會有著極大的震動，中國政府也立例保護，藏羚羊的披肩成為禁品，但藏北和青海廣闊無邊，一紙法令如何禁絕人類的貪婪和愚昧呢？當披肩在公開市場的買賣收斂，如何能禁止地下的骯髒交易呢？當藏羚羊成為奧運的吉祥物，如何能保護牠們在奧運之後，仍能繁衍生長呢？
電影《可可西里》的結局真實而悲傷：巡山隊隊長被殺害，盜獵者帶著羊皮，揚長而去。中國要賠上多少人民的生命，流盡多少藏羚羊的血，才明白人類對自然的責任，才懂得珍惜地球的生靈？生物滅絕是人類的罪孽，是對文明和未來最大的褻瀆。
國內資深攝影記者于士軍，寫了《生命在藏北》，記錄了藏羚羊悲慘的命運，也寫下科研者不死的信念：一位澳洲的鳥類專家，千里迢迢到青海湖的鳥島，觀察當地遷移和棲息的鳥類。當鳥島剛走進她的視野，卻意外遇上車禍死亡。遠在天邊的丈夫，收到妻子的死訊，沒有怨恨，反而將妻子的財產，捐獻給青海湖畔離鳥島最近的小學，作為對妻子永恆的紀念。
世上有很多愛護動物的人，用生命的熱血和真誠擁抱自然，視野和胸襟超越國界。相對中國的冷漠，讓國人無限感慨。中國文明的強大，不在奧運的金牌和風光，而是對大地生靈的憐愛和尊重，讓藏羚羊真正吉祥，生生不息；讓藏族巡山隊高潔的靈魂，永遠安息。
2005年4月8日
真相是喚醒人心的力量
黑龍江的洪水，奪去近百兒童的生命，還有過百兒童生死未卜，這是人間的慘劇。慘劇背後，照見官僚的麻木與冷血。
村民曾向派出所求救，官僚竟說：「死了幾個孩子算甚麼？我們不會游泳，去了也沒有用。」這不是人的話，但官僚不是人。
黑龍江慘劇的疑問多不勝數：為甚麼學校坐落全鎮最低窪的河邊？為甚麼集資興建兩層的校舍縮水變一層？為甚麼電話求救沒有回應？為甚麼緊急救援接近空白？為甚麼死亡數字至今成謎？
當中最令人沮喪的是國內的新聞報道。兒童的死亡數字，隨著家屬壓力和海外關注而大增，由27人增至最新的99人，連同過百孩子仍然失蹤，死亡人數相信會繼續上升。
傳媒在黑龍江慘劇中，究竟是黨的喉舌還是人民的眼睛？當沙蘭鎮戶戶哭聲，教室有如鬼域，小一學生所剩無幾，村民攔路告狀時，只要記者在場，只要人性仍在，怎能用曲筆為官僚開脫，將慘劇定性為「自然災害」？怎能不用記者的專業和良知，寫下孩子生命最後的控訴？
記者是人民的眼睛，真相是傳媒的力量，足以揭露官僚的不仁不義，喚醒麻木的人心。《討伐中宣部》的焦國標，在《窩囊中國》一書引述女記者紀清漪的故事。1927年，日本田中內閣向天皇呈上秘密奏摺，史稱《田中奏摺》，即後來廣為人知的「如欲征服中國，必先征服滿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國」的陰謀。
奏摺像密件輾轉在軍閥政要流傳，人人義憤填膺，卻不敢公開發表，恐怕觸怒日本。紀清漪是報刊編輯，得悉《田中奏摺》，連夜印5000份向全國發表，寫下千秋動容的序言：「讀者啊！如果你的心還在跳，如果你的血還在流，你就應該把這個小冊子，一字一句地讀完。你應該想一想：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你有甚麼責任？你應該做甚麼？」
奏摺發表後，日本特務四處追捕紀清漪。她走到大連的旅店，用「紀清漪」的名字登記。老茶房立即將「紀清漪」三字撕下，吞進肚後說：「全城日本憲兵都在找妳，旅店發現妳要立即報告。」老茶房迅速把她送到火車站，買車票給她逃往奉天。60年後，紀清漪回憶說：「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誰，但從他自額頭流到面頰的汗水中，我彷彿看到那顆愛國的心在跳動 。」
人民多麼需要說真話的記者啊！在國民政府時期，記者還有報道真相的空間，但在今天的中國，揭發沙士的蔣彥永醫生，與報道沙士的《南方都市報》記者曾文瓊，究竟身在何方？是否仍能說話？中國的真相，永遠被淹沒在獨裁的滔天洪水中，成為欺騙人民的工具，助長官僚的麻木不仁，釀成無盡的人間慘劇，這才是中國最大的人禍，也是黑龍江慘劇最深層的禍首。
2005年6月17日
天星鐘樓的暮鼓晨鐘
我們關心得太遲，但也要急起直追，不要讓城市的記憶，無聲無色地消逝。
天星碼頭的鐘樓，隨著最後的一班渡輪，最後敲響的午夜鐘聲，逐漸淡忘在人們的記憶中，只有一群懷著希望的青年，仍鍥而不捨地抗爭，以大衛對抗哥利亞的意志，與特區的政府機器周旋，寂寞得令人動容。
她們在工地拉起橫額，在鐵欄掛起標語，在圍板擺上花圈，像蒼涼的送殯儀式，任天星風雨吹得支離破碎。她們只是城市的個體戶，沒有強大的組織，默默做著該做的事，保衛即將拆卸的鐘樓，保衛城市的座標和回憶。
相對於保護維港的巨浪，鐘樓不過是維港的餘波，她們仍一往無前，沒有政治功利的考量。拆卸前夕，她們選擇更鮮明的反抗，走進鐘樓工地，爬上工程車，揮動黑旗如暮鼓晨鐘，讓全城蘇醒，向人們提出嚴肅的問號：我們是否只懂得告別，是否不可以反抗？
政府顯然蔑視這群青年，迷信權力和警力無堅不摧，只要將鐘樓蒙上布幕，將大鐘的機械拆除，將鐘樓的外牆夷平，就能快刀斬亂麻，消滅人們的記憶和反抗。但政府低估了青年的力量，拆卸鐘樓的消息驚醒了議會，遲來的緊急休會辯論，將鐘樓的抗爭帶進議事堂。
當電視傳來政府武力清場的消息，議事堂的氣氛變得凝重和憤怒，更多的議員質問孫明揚：為甚麼政府不能與青年和平對話？為甚麼拆卸鐘樓不能暫時終止？為甚麼孫明揚最初拒絕和議員見面？為甚麼立法會剛進行緊急辯論，政府還未正式回應便武力清場？為甚麼保育抗爭竟演變為政治衝突？
曾蔭權也好，孫明揚也好，豈能視武力為強政，視高壓為勵治，以警權欺凌保衛鐘樓的青年？他們可曾想過：這群青年所代表的，是香港新生代的城市價值，她們已遠離先輩的過客心態，懂得珍惜自己所生所長所愛的地方，珍視城市的人文和歷史。她們厭惡經濟的霸權主義，厭倦橫衝直撞的地產集團，厭棄貪得無厭的官商勾結，以傲岸的高樓和冰冷的幕牆，侵蝕港島山脊和維港兩岸，清洗時代記憶和歷史遺跡。
這是一場新的城市運動，重視人文、環保、歷史和建築的價值。抗爭不是為了復古，而是為了可持續的未來；運動不是為了懷舊，而是相信人文歷史不可割斷：一座鐘樓，一條老街，一幅石牆，一棵古樹，一方遺址，一幢古蹟，延續城市的過去與未來，豈能在推土機和警車面前消失？豈能讓這群青年寂寞地抗爭？
當警方以武力清場時，李柱銘對我說：我身上每一個細胞，都想與青年一起反抗。即使是遲來的正義，也是人生的覺醒，感謝那抗爭的青年們，她們喚醒了香港人，經濟繁華不是一切，可持續發展才是永恆。
2006年12月15日
地球暖化的政治與道德
環保團體在海景地皮拍賣前夕，以屏風樓阻礙通風為由，申請司法覆核。官地以底價略高的價錢成交，有傳媒人批評為好心做壞事，影響10億元的賣地收入。
賣地不是一切。香港空氣流通和生活質素，比政府的短視收益更重要。理大林嘉仕教授說：香港氣溫每升1度，市民每年多付電費17億，屏風樓就是升溫的元兇。如今，屏風樓彷似圍城，沿著維港兩岸延長，人為地加速香港暖化，香港的冬天將提早消失。
地球暖化是人類公害，香港暖化更超越地球。過去百年，地球升溫0.6度，香港是1.2度。天文台預測2050年，香港將會告別冬天。40年轉眼即逝，我們可曾想過自己的孩子，將承受一個怎樣的香港？
30年代，歐洲曾有過異常的暴風雨，人們對地球的預警置之不理，唯有英國首相邱吉爾說：躊躇因循、折衷敷衍、權宜之計的時代已近尾聲，繼之而起的是自食惡果的時期。今天，人類面臨地球暖化的危機，豈只歐洲一時一地，而及於未來萬物生靈，人類怎能繼續造孽？
電影《白色星球》最震撼一幕，是北極熊踏著融化的冰原，茫茫然不知棲身何處？即使生命如何頑強，能熬過極北的苦寒，也不能承受冰原的消失。電影不是天方夜譚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《不願面對的真相》一書中，也提到北極熊集體溺斃的悲劇，由於浮冰大量融化，北極熊游數十英里，也找不到另一塊浮冰，終於溺死在茫茫冰海中。
北極熊的悲劇，也是人類的悲劇。全球暖化，兩極融冰，水位上升，大地消失，自然失衡，做成全球的風暴和熱浪，乾旱和荒漠，瘟疫和物種滅絕，這不是危言聳聽。戈爾說：全球暖化不再是科學或政治議題，而是道德議題。我們別無選擇，只能承認真相，立即有所作為。
《京都議定書》是地球自救的宣言，只有美國和澳洲不願簽署。中國雖然是簽署國，但不接受協議的減排指標。美國和中國是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國，如果以國家的排放量計算，明年中國將超越美國，成為溫室氣體排放國之最，成為地球暖化的輸出國。
美國拒簽的藉口，是《京都議定書》沒有為中國和印度，制定強制減排的指標。中國則強調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，是當前中國的第一要務，怎能受協議約束？但無論美國和中國，怎能拒絕國際減排的道德規範？怎能蔑視人類生存的危機，獨自尋求大國崛起的風光？
地球暖化沒有疆界，喜瑪拉雅山的冰川孕育了七條河流，冰量影響亞洲億萬人類生靈；北極冰層的融解主宰著大地和海洋的變遷，這是比恐怖主義更恐怖的挑戰。地球暖化沒有贏家，我們將輸掉自己的孩子，輸掉大地的母親，輸掉茫茫宇宙的藍色地球。
2007年6月15日
伯利恆在歷史中哭泣
聖誕前夜，當部長制的旋風在香港沸沸揚揚時，我的思緒飛到遙遠的伯利恆。
二千年前的伯利恆，大衛的星光照在牧羊人的山野，馬槽邊寂靜的長街走過三博士的足音，曾經是人類的憂喜和希望的小城，如今滿佈著以色列的坦克和軍隊，讓伯利恆在殺戮和流血中哭泣。
歷史的哭泣不斷在循環。當猶太人在羅馬的鐵蹄下，進行絕望的抗爭時，他們何嘗不是在暗夜哭泣呢？當羅馬大將龐培的軍隊，把猶太人圍困在死海邊緣的馬薩達時，猶太人的眼淚已經流乾，轉化為玉碎和犧牲的戰叫。他們死守馬薩達三年，與一萬名羅馬軍死戰。戰爭強弱懸殊，猶太人寧死不屈，終於在逾越節的日子，960名守將集體自殺殉難，從容就義。
馬薩達的領袖，在殉難的前夕，留下了讓人類永遠動容的演說：明天拂曉，我們的抵抗將終止，不論敵人多麼希望我們做活的俘虜，但他們沒有辦法阻止我們，可以自由地選擇與所愛的人一起死亡。讓我們把所有財物連同整個城堡一起燒毀，但是不要燒掉糧食，讓它告訴敵人：我們之死並不是缺糧，而是自始至終，我們寧可為自由而死，不為奴隸而生！
馬薩達的精神鼓舞著流浪了二千年的猶太人，渡過亡國滅種和納粹屠殺的蒼涼歲月。如今，猶太人已重返故地，建立了以色列國，卻在美國的扶持下反過來驅趕巴勒斯坦人。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耶路撒冷，離開世世代代生活過的土地，他們何嘗不像二千年前的猶太人一樣哭泣呢？即使生活在伯利恆的自治區中，也得不到自由和平安。既然以色列的鐵蹄與羅馬軍隊如出一轍，只能帶來巴勒斯坦人弱勢的反抗，用人肉炸彈抵抗以色列人的坦克導彈。
歷史的悲劇驚人地相似，在玉碎和犧牲的背後，猶太人的馬薩達精神，竟然活在巴勒斯坦人身上。在耶路撒冷，18歲的巴勒斯坦少女安達利布，安靜地給她的父親泡了一壺茶，就離開了她深愛的男人，用人肉炸彈與以色列人同歸於盡。當戰爭發展到個人的恐怖主義時，戰場就無所不在和防不勝防了。宗教的仇恨深入民族的靈魂，即使真主和上帝，也不能解開復仇的死結，但這如沙如海的仇恨，是怎樣種下來的？如果歷史可以回頭，仇恨是否可以避免？
歷史學家房龍，研究過宗教衝突的深層原因，就是人類由於生存的恐懼，而產生一種「不寬容的精神」。不寬容導致鎮壓異己、宗教戰爭和民族殺戮。以色列人恐懼巴勒斯坦人，用殺戮擴大生存的空間。巴勒斯坦人為生存而戰，用人肉炸彈作絕望的復仇。歷史的仇恨由「不寬容」開始，走向同歸於盡。
伯利恆的哭泣是人類的哭泣。人類的強者在寬容與不寬容之間，決定了人類的方向。寬容是民主的開端，不寬容是獨裁的起點。有信心的領導人，不怕寬容，接納異己，開創民主的世代。對人民心存恐懼的領導人，活在不安寧的陰影中，害怕寬容，拒絕異己，由專權走向獨裁，製造仇恨和衝突。
也就是這種恐懼的心，中國要鎮壓民運和法輪功，董建華要集權抗拒異己。層次不同，原因則一，他們總不能在歷史中汲取教訓，總不能看到伯利恆為甚麼哭泣。
2002年4月19日
寬容如復活節的百合花
教宗的健康愈來愈差了，只靠喉管維持生命，連說話也不清楚，大抵已走向生命的盡頭。但人們永遠尊敬他，尤其是他的千禧告解：為教會兩千年來的罪孽尋求寬恕，也寬恕歷史上曾經迫害天主教的人們。
這是歷史的大智慧和大寬容。天主教在歷史上曾有著迫害和被迫害的紀錄。兩千年已經過去，歷史的血漬仍待昭雪，教宗勇敢地直面教會的錯誤，走出寬容與和解的第一步，讓苦難的靈魂得到安息。
林達的《帶一本書到巴黎》，說出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：公元3世紀，羅馬統治著歐洲，天主教被視為異端。巴黎主教聖丹尼被羅馬人殺害，砍下了他的頭顱。奇蹟發生了，聖丹尼竟然俯身捧起自己的頭顱，走到5英里外的小溪旁，洗淨頭顱的血污才死去。聖丹尼的故事，象徵著人的頭顱可以砍下，但思想和信念卻不可褻瀆，必須潔淨，不帶血污。
過了1300年中世紀的黑暗歲月，天主教與君權結合成為國教，聖丹尼也成為聖者供奉在教堂裏。但天主教卻重蹈羅馬的覆轍，迫害異己。即使文藝復興後，人性已逐步蘇醒，但仍有著宗教裁判所，大量殺戮新教徒。人類仍然未能明白，聖丹尼洗淨頭顱的意義，缺乏容納異己的理性和寬容。
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，是殺戮異己的極致。法國革命的斷頭台，不僅殺去路易十六和瑪麗皇后，也殺去革命的領導者和群眾。1793年是革命的高潮，一年之內便殺去了1萬7千人。當革命血流成河，殺人遍野後，領袖和人民都迷失了方向，最後讓拿破崙復辟帝制，自立為皇。
這是革命的諷刺。革命本欲限制君權，最後卻迎來新的皇帝，讓法國動盪了一百年。法國革命和天主教的悲劇，也是欠缺理性和寬容。當人們視強權為真理，無論這權力是皇權還是革命政權，都不能容納異己，將異己除之而後快，只會迎來歷史的悲劇，像惡夢一樣不斷循環。
革命的暴力和恐怖，並非法國獨有。中國49年的革命，同樣帶來幾十年的荒唐歲月，文革更是暴力和恐怖的極致。理性和寬容至今仍未在中國大地萌芽；八九民運的暴力鎮壓，至今尚未平反；十多年來對民主派的打壓，至今仍未止息。中國，仍然有著壓制異己的文化，流在強權政治的血液中。
陳日君說：「一個虔誠的信徒，未必是好的特首；一個好的特首，未必是虔誠的信徒。」回顧天主教的歷史教訓，陳日君的說話讓人深思。曾蔭權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日前更到台山朝聖。在懷緬聖者的回憶中，在平靜謙卑的禱文中，曾蔭權可曾想過教宗千禧告解的意義？可曾想過聖丹尼洗淨頭顱的故事？可曾想過理性和寬容，像復活節的百合花，給香港帶來生機和希望？
2005年4月1日
德川家康的大和魂
反對日本，必須認識日本；認識日本，就要了解德川家康。
山岡莊八的《德川家康全傳》，全書1000萬字，是了解德川最通俗的歷史小說，寫盡了德川成長、立國、戰爭和霸業的里程，裡面的謀略和詭詐，可窺見大和民族的靈魂。
德川是一代忍將。曾有人問德川：「杜鵑不啼，要聽牠啼，有何辦法？」德川說：「等待！」少年德川，曾為人質，過著屈辱的生活。成年德川，得罪了織田信長，下令殺死妻兒謝罪。豐臣秀吉當權，德川委曲求全，乘機壯大勢力。秀吉病逝，德川接掌大權，靜待秀吉的兒子犯錯，然後徹底剷除秀吉的力量，建立德川幕府，雄霸日本260年。
德川的一生，是由弱到強的故事。弱的時候，忍辱負重；強的時候，心狠手辣，這就是日本的國魂。對於美國，日本力弱，臣服得心甘情願；對於中國，日本力強，霸道得橫行無忌。日本侵略釣魚台，卻讓美國駐軍沖繩，外人看是雙重標準，日本卻是理所當然。因此，反對日本的方法，不是憤青擲石頭和打學生，而是國家的真正強大。
日本戰敗，但沒有浪費時間。日本國力，早已潛藏民間。東京的秋葉原，電子科技一日千里，令人震撼。紀伊國屋書店，書籍期刊林林總總，彷如海洋。名古屋的世界博覽會，最受歡迎的不是國家展館，而是日本的跨國企業，豐田的機械人，JR的懸浮車，還有日立和三菱等現代科技，照見民間企業的強大，隨時可以轉化為軍事工業。
德川能忍，更善於與強者結盟。無論是信長，還是秀吉，都與德川在戰爭後結盟。德川以結盟擴張勢力，等待機會，終成霸業。日本從來認為，二次大戰是敗於美國，而不是中國。日本戰敗，臣服美國，經60年的休養生息，已不甘於戰敗的屈辱，遂重招大和軍國之魂，改史修憲，出兵國外，都承襲著德川的謀略和詭詐，重演戰國時代的幕府故事。
司馬遼太郎的《德川家康》，引述了《德川實紀》一書，說德川死前，在病榻下令斬殺死囚，殺人後寶刀橫舉，鮮血緩緩下滴，德川向子孫留下遺訓：吾要德川一族，綿延如血，直至永遠。這把寶刀，仍供奉在日光的東照宮，與日本的軍刀一脈相承，祭祀自德川至靖國的軍魂。
美國國務卿賴斯宣布的美日協議，將台灣海峽訂為雙方共同的戰略目標，意味著美日已成為台灣的保護國，激化了中美日的三國衝突。美日的戰略目標，讓日本侵略釣魚台，任聯合國常任理事，更助長台灣的分離力量，挑戰中國的和平崛起，司馬昭之心，早已路人皆見。
中國需要的不是短期的強硬，而是持久的強大。唯有強大，才會有真正的和平，才能壓抑日本的野心。
2005年4月15日
馬丁路德金的血與夢
種族歧視從來都是星星之火，因著教育、就業、宗教或階級等原因，可以一夜燎原，不能掉以輕心。
香港的種族歧視不算嚴重，但間接歧視仍然存在。當殖民地過客心態褪去，回歸後本土意識抬頭，喚醒少數族裔卑微的心，他們回顧族群的歷史挫折，也為下一代的前途思量。香港已是他們的家，子女早已落地生根，怎能永遠沉默卑微，怎能沒有出頭天？
在聯合國和本土力量催促下，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終於走向立法。這是遲來了10年的草案，對南亞裔等弱勢族群尤其重要，情況有如60年代美國的《民權法案》。美國種族歧視的歷史說明，要改變弱勢族群的命運，必須從教育和就業開始。最初，美國人眼中的平等，是打破黑白分離的教育制度，直至科爾曼(James Coleman) 教育研究發表後，才認識到黑白教育水平的差距，主要不在學校資源的差異，反而與學生的家庭和經濟背景相關。即使黑白同校，黑人升讀大學精英學科的機會仍微乎其微。因此，單是教育平等不能改變黑人的命運。香港立法怎能不鑑古知今？
科爾曼報告的根據是：65年美國法學院學生只有1.5%是黑人，但黑人佔全國13%；加州兩百萬墨西哥裔公民中，到69年才有3個法學院畢業生；印第安人聚居的三大州，法學院連一個印第安學生也沒有。科爾曼說：種族膚色影響弱勢學生的自信，他們覺得環境過於強大，缺乏改變命運的勇氣，學習士氣影響成績，差距愈來愈大，即使教育機會平等，入大學比率仍然偏低。
要扭轉黑人的弱勢命運，美國當年提出《平權法案》，令教育向弱勢族裔傾斜，法學院給予黑人若干比例學額，讓黑人精英進入教育尖頂，實現種族的真正平等。40年過去，黑白分離已成歷史，黑人精英早進入政府頂層，種族平等初步確立。95年美國最高法院新的裁決是：通過司法命令彌補教育制度的不平等，時間和範圍是有限的。這意味《平權法案》是過渡性質，當間接和隱性的種族歧視已成過去，《平權法案》的族裔傾斜便淡出歷史。
這是歷史的大智慧，讓馬丁路德金血寫的夢軟著陸，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憲法權利。50年過去，香港終於引入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，但卻否決了平權行動的可能，實在是非常遺憾的開始。香港怎能藉法例扭轉南亞裔弱勢的命運，南亞裔學生怎能突破中文障礙升讀大學，南亞裔青年怎能擺脫做看更和苦力的宿命，讓他們看到社會的善意和希望？
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的信念，但05年的法國動亂，揭示了少數族裔的怒火。當弱勢族群長期受壓，當隱性歧視仍然存在，當失望和失業成為宿命，種族暴亂的毒瘤就會蔓延。美國和法國歷史的殷鑑不遠，香港的立法豈能不鑑古知今？
2007年1月19日
國民教育還是愚民教育
曾德成語出驚人，建議國民教育的歷史，聚焦於改革開放30 年，並藉航天科技、三峽工程和北京奧運，提升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和民族自豪感，了解香港作為內地及中國全球化的角色。
國民教育必須認識歷史。歷史如長河不能割斷，不容官員選擇性欽點，以政治國情詮釋歷史，以教材局限學生的視野。以改革開放30 年為例，沒有建國前30 年的極左路線，沒有大躍進餓死人的災難，沒有文革的10 年浩劫，沒有六四的政治危機，怎能孕育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歷史大轉折？
讀黃仁宇的大歷史觀， 強調長時間、遠距離和寬視野的讀史方法，將歷史推前三五百年，才能看清歷史的來龍去脈。他在《萬曆十五年》英文版的序言說：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，作將來的警戒，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。但曾德成卻將歷史投鞭斷流，將建國前30 年的痛史抹去，只讓學生看改革開放的成就，忽視極左路線的歷史教訓，這是現代官僚的愚民政策，絕非國民教育應走的方向。
中國歷史有悲有喜，沉痛孕育憂患意識，光榮提升民族自豪，是國民教育的兩個側面，不可偏廢。學生認識歷史，自然能從民族的大悲喜中，思考國家的茫茫前路，愛國之情如春風入夜，薪火相傳似潤物無聲。但曾德成的歷史視野，卻只流於歌功頌德，只見太空人和奧運會，只見改革開放30 年，不見貪官污吏的荒唐，不見民主人權的落後，是以偏概全的欽點史觀。
唯有從中國歷史的全貌，才了解香港在中國全球化的角色。黃仁宇曾在《萬曆十五年》的附錄中，評論歷史出現過的一國兩制：荷蘭的聯邦制和英國的司法制度，也是由一國兩制發展而來。但一國兩制也不是沒有危險，美國開國既保障人權，也保留南方的奴隸制度，導致自相殘殺的南北戰爭；日本19 世紀盡學西歐，但不顧及農民生活，引起滔天戰禍的悲劇。
對於歷史上的一國兩制，黃仁宇有着這樣的總結：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看遠，在長久的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，今後也只有使兩方更為接近，不致愈來愈遠。黃仁宇更遠在80 年代，已評論香港一國兩制的前景：中國準備10 多年後收回香港，勢必成為大陸文化及海洋文化的居間人，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。即是說：香港的海洋文化與中國的大陸文化，若能找到合作的模式而接近，將會像荷蘭和英國走向歷史的成功，而避免美國和日本當年的禍患。
證諸回歸10 年的歷史，一國兩制既互補也衝突，黃仁宇的歷史觀所言非虛， 當香港的法治與中國的改革合流，或許會走出中華民族的新路，但必須全面以史為鑑，才能從歷史中得着智慧。
2008年3月14日
她是緬甸的一朵蓮花
緬甸的昂山素姬，像一朵幽禁的蓮花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，在滾滾紅塵中讓人類看到尊嚴和希望。
沒有人會忘記這一幅畫面：一道住宅的高牆，禁閉了昂山素姬14年。然而，昂山素姬沒有屈服，沒有恐懼，仍然帶著微笑，站在牆內的高台上，向牆外的支持者演說。牆外更遠的地方，是緬甸的軍隊，他們曾經鎮壓過88年的民主運動，鎮壓過91年的人民選舉，讓選舉中勝出的昂山素姬，即使得到超過八成的選票，仍然不能執政，只能活在漫長的幽禁歲月中。
但昂山素姬仍然帶著微笑，勇敢地面對緬甸的暴政和橫逆，用她小小的住所的一道圍牆， 向全世界發出一把孤獨和隔絕的聲音。她說：「使人腐化的，不是權力，而是恐懼。恐懼不僅壓制了所有明辨是非的心，而且慢慢將它摧毀。」因此，她爭取的不單是政權的轉移，而是心靈的解放，讓人民真正擁有「免於恐懼的自由」。
昂山素姬為了這樣卑微的自由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和犧牲。由於緬甸軍方的阻撓，她被迫與丈夫和兩個兒子長期分離。即使丈夫患上絕症，緬甸軍政府只准她去國探望丈夫，而不准她的丈夫到緬甸相見。顯然，緬甸軍政府想乘人之危，用親情把昂山素姬永遠放逐。但為了民主大業，昂山素姬拒絕出國，無緣見丈夫最後一面。當逝世的消息傳來，昂山素姬說了 這樣的話：「此情此緣，永誌於心。」
沒有人懷疑昂山素姬的深情，但在成千上萬犧牲了的人民面前，她選擇了自己的民族，作為她終身的奉獻。
昂山素姬是緬甸人的象徵，用她柔弱的雙肩承擔起緬甸百年的苦痛。正因為她仍然生活在緬甸，仍然在高牆內渡過14年幽禁的歲月，感動了整個世界，人們通過她而不會忘記緬甸，她是緬甸的一朵蓮花。
91年她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國際社會因她而制裁緬甸，直到今天。最近，緬甸軍政府的立場開始軟化，愈來愈多消息說昂山素姬會重獲自由，這真是令人振奮的好消息。人們可以再見到昂山素姬的微笑，儘管幽禁的歲月和至親的逝世，或會給她的笑容添上風霜，但人們仍渴望她得到自由和平安。
印度前總理尼赫魯，讚揚聖雄甘地時說：「對一個人或一個國家而言，最了不起的天賦是無畏，那不是全然的血氣之勇，而是打從心裏沒有恐懼。」
在過去了的一個世紀，我們看到了人類最偉大的心靈：曼德拉、哈維爾和昂山素姬，他們共同的特點，是無畏無懼，因而獲得自由。今天，曼德拉和哈維爾，已走過恐懼的歲月，只有昂山素姬，仍然在荊棘和刺刀叢中，尋找緬甸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。
我們等待著昂山素姬的釋放，我們等待著緬甸的一朵蓮花。
2002年5月3日
時窮節乃見 古道照顏色
劉賓雁剛過了80大壽，便客死異鄉，黯然離去了。然而，他的心還在中國，但中國的冬天實在太冷。他的故鄉哈爾濱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，為他的離去添上縞素，中國人將永遠懷念他。
像很多進步青年一樣，劉賓雁因嚮往革命而加入共產黨。但革命卻讓他走進中國的寒冬裡，歷盡劫難卻九死不悔，懷著第二種忠誠直面人生的凜冽和悲苦，與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弱勢者同在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獻祭，是專權政治永遠的異議者。
中國知識分子大抵有著右派的經歷，但罕有像劉賓雁般的大勇者，在右派摘帽後仍敢於揭露黑暗，寫下膾炙人口、震撼朝野的《人妖之間》和《第二種忠誠》，挑戰貪官污吏，獨對專橫政權，最後被開除黨籍，流亡海外，也不向權力屈膝低頭，拳拳赤子，錚錚風骨，名垂青史。
哈維爾說：「民主和專制的較量，最終是人格的較量。」劉賓雁的「人格魅力」，足以讓分崩離析的海外民運人士歸心。鄭義主編的《不死的流亡者》，寫下了無數民運流亡者的熱血和呼號，苦痛和憂思，當中最使人感動的就是劉賓雁，他仍然有著那遍體鱗傷的第二種忠誠，在遙遠的異鄉繼續那寒冷而憂傷的中國夢。
流亡不但是肉身的去國，而是精神的放逐。當流亡初起時，人們或許仍有著遊子的浪漫，像《河殤》的遠志明說：「得到了天空，失去了大地。」但隨著歲月的流逝，老病交煎，異國的天空和顏色，歸於平淡，雖信美而非吾土兮，曾何足以少留？大地的血緣和紐帶，常在夢中，人情同於懷土兮，豈窮達而異心？
劉賓雁的最後歲月，也曾有著回國之思，但中國大門仍然緊閉，拒絕為異議者而開。中國只可容納順著權勢說真話的巴金，卻不能容忍忠於人民而呼號的劉賓雁。巴金的生榮死哀，劉賓雁的去國淒涼，兩種知識分子的真話，待遇有如冰炭，命運判若雲泥，這是巴金的幸運還是劉賓雁的悲哀？
薩依德說：「所謂知識分子，就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。」劉賓雁的聲音，是中國沉沉黑夜裡的一點微光，是無盡政治浩劫後的一絲溫暖，如今劉賓雁已經離去，但中國仍需要這人性的微光和溫暖，消融那早已化冰的人心和寒凝的大地。
劉賓雁離世前曾對妻子朱洪說，他希望墓碑上寫這麼一行字：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，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，說了他應該說的話。當劉賓雁彌留之際，向身邊人說了這樣的話：「將來，我們想起今天這樣的日子，會非常有意思。」這是一個忠誠者永遠的樂觀，是政治異議者最後的遺願。中國甚麼時候，才容得下劉賓雁的忠誠和異議，讓寒凝大地發春華，讓大地微微暖氣吹？
2005年12月9日
天安門的母親像一棵樹
六四的悼念愈來愈像一棵樹，六四的堅持像大樹的年輪。春華秋實，記憶長存。當殺戮如一場暴風雨，洗淨天安門的血痕時，還有人間這樣的一棵樹，像年輪一樣的記憶和堅持。
堅持是重要的。沒有人知道黎明的消息。堅持就像一個守夜的人，維護那受傷的心和明滅的火。堅持是困難的，在經歷過民主運動如火如潮的歲月後，面對死亡和死寂，監獄和流放，總會使人疲倦和沮喪，選擇遺忘。因此，民主運動需要的，是咬緊牙齦的堅持者，如燭火長明，照亮人心。
在遠方的捷克，也曾有這樣的堅持。布拉格之春後，捷克的知識分子，用文化抗爭延續了民主運動的精神。最使人感動的是，他們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，延續思想和文化的流播。書籍要靠打字機，每次打12份，傳給12個人，像層壓式推銷一樣，突破官方的封鎖。十幾年過去，竟然出版了五百多種書籍。
哈維爾的「七七憲章」，更是捷克的一個傳奇。它不是一個反對黨，更沒有政治綱領，每年只選出三個發言人，揭露政府違反人權的事，也觸及捷克的經濟和社會大事。發言人最後的責任是坐牢，但知識分子的聲音就這樣流播在捷克的土地上。最初，發言人的刑期很長，慢慢地，刑期愈來愈短了，最後不過是48小時。當知識分子無畏無懼，直面監牢時，政府就愈來愈虛弱和詞窮。這大抵就是哈維爾所主張的「否定政治的政治」和「無權勢者的力量」吧。
「七七憲章」的路，當時在捷克知識分子中也有分歧。流亡法國的米蘭昆特拉，寫了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》，質疑哈維爾政治活動帶來的沉重和效果。不以今天的成敗論英雄，哈維爾當時的努力，也的確讓很多被捕的人，在監獄中得到鼓舞和安慰。當然，哈維爾和知識分子們，成為捷克的守夜人，最終讓捷克走向一個人性的美麗新世界。
捷克的故事使我們深思。在中國，我們看不到捷克一樣的知識分子，只看到天安門的母親，經歷了喪親之痛後的堅強。她們鍥而不捨的奮鬥，對六四死難者的追尋，是另一種「無權勢者的力量」，可歌可泣。最近，丁子霖再找到十多位死難者的名字，有一位更死在天安門廣場的旗桿下。丁子霖和天安門母親的努力，讓政府的謊言不攻自破，讓死難者的名字重見天日，成為最人性的良心力量。
民國初年，軍閥也曾殺害了很多正直的青年。「三一八」慘案後，魯迅沉痛地說：「真的猛士，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，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。」今天，中國經歷六四慘案十多年後，我們看到的猛士，不是知識分子，而是天安門的母親，這是中國的大幸還是不幸？
2002年6月7日
